原标题：【国际关系学】姜鹏：结盟均势理论中的“三明治”结构与大国崛起成败的实证分析，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后，哈尔滨工程大学形势与政策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基础理论。

  “三明治”联盟制衡体系属于结盟均势理论中一个独特结构，这一结构的产生往往伴随着因竞争性地缘环境下非现状国家权力曲线外延的快速扩展而自发形成的权力对冲机制。这种权力模型在国际政治中的多次反复出现为从理论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依据。通过对大国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和成败案例进行归纳与抽象可以总结出某些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律性认识，并可能为今后更细致的预测与指导现实大国崛起提供一种有益的理论分析框架。

  结盟均势理论中的“三明治结构”模型是在国际政治中反复发生的一种现象如果将权力均衡看作是体系大国间博弈的最终结果，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下的非完全理性国家间实现均势的手段又有哪些呢？若想使国际政治的天平从失衡回复到水平，就要通过增加轻的托盘质量，或是减少重的托盘质量。而增强弱的一方权力的手段又可再分为：促使其内部实力的增长和通过结盟引入外部力量来平抑因强势一方实力非对称增长所产生的相对优势。结盟均势理论所关注的就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国际体系内，如何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对冲因某一个国家相对权力增长带来的非均衡状态，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国际政治“三明治体系”。

  最早发现这一微观联盟均势结构的人可以追溯到刘易斯·纳米尔和哈米什·汉密尔顿。[1]但是，他们仅仅描述出了这种结构的存在，并没有深入地对该结构生成的一般性条件和发生作用的机理做出解释，更没有对同样处于制衡结构下，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地摆脱了束缚、实现的崛起，而另一些国家却被扼杀在崛起的进程中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结盟均势理论“三明治结构”的研究不仅仅可以补充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所缺失的关于单元如何通过外交努力塑造体系结构的反向认知，同时也能够为今天中国崛起的战略布局提供理论的指导与借鉴。

  现实主义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指出：“从根本上说，今天的国际政治在实质上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况没啥不一样的区别。”[2]自2500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出现的以斯巴达为核心的“伯罗奔尼撒联盟”和以雅典为核心的“提洛联盟”的均势格局以降[3]，权力均衡成为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自发生成的一种权力分布态势和独立单元理想的政策取向。肇端于1618年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了欧洲的中世纪封建体系，国际社会再度进入到了一个“无政府”时代。[4]作为近代以来欧洲地区的最后的一场“宗教战争”和第一场现代国家战争，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逐步下放到了君主手中。经过几十年的整合与消化，欧洲主要大国于1713年的《乌德勒支和约》中正式将“权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作为重要体系原则写进条约。至此，权力均势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成为主导体系大国间博弈的重要动因与背景规范。

  关于结盟均势理论的核心假定主要有两点：首先，当前国际体系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在这种缺乏公共权威的体系中，国家间只能依靠自助的手段确保生存，因此，难以形成长期的、绝对互信的地理政治学文化；其次，现实中的国家是“非完全理性”的行为主体，国家在高昂的博弈信息成本下为了确认和保证安全并追求独立而只能得到次优结果。

  结盟均势遵循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现实主义基本逻辑。这种逻辑与古代中国军事思想中“远交近攻”有着非常大的相似性。一个共同的地理政治学对手所产生的战略利益，往往成为促进两个国家走向联合制衡的重要粘合要素。“大国比邻而居则相互敌对，是大国家间政治的一条普遍规律……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期观察得知，彼此相邻的大国间地缘结构决定了其天然对手的命运。”[5]例如，中国和巴基斯坦两种文明之间能够合作制衡印度而形成“中——印——巴”的“三明治”体系。

  基于上述核心假定来做多元化的分析能够获得以下关于结盟均势的基本假说：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客观上要求试图最大限度获取国家利益的主权国家只能采用自助的手段去增加安全或追求福利。缺乏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有效公共权威，使得体系大国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安全困境状态。“每一方通过自助手段增强自身实力和确保自身安全与独立的行为，都会被对方理解为潜在的威胁，并使得双方更加不信任和不安全。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因为每一方的行为都是理性的。”[6]在这种“囚徒困境”（安全困境属于囚徒困境的一种）和“市场失灵”所引发的非理性负和博弈模型中，个体间不能通过理想状态中完全零摩擦的信息获取成本与纯理性互动来消弭猜忌从而没有办法获得博弈的最优结果。即使是处于“一报还一报”的多次重复博弈中，由于微观层面的“选票政治”所产生的利益集团短视行为，国家仍旧没办法长期地对彼此行为和许诺保持充足的信心。

  为了避免集体行动逻辑困境带来的更大的损害，威慑取代了合作，成为避免大规模、高频率战争的重要手段。而权力均衡作为一种动态的结构修复模型在功能上满足了体系内部因个体私性扩张所引发集体行动逻辑困境的次优方案。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权力均衡不仅是一种现状，而且是“一种政策倾向和体系运行的自然结果。”[7]汤因比认为：“均势是一种持续扰动国际政治出现均衡态势的永动机，每当一个社会申明分为若干相互独立的主权国家时，这一权力机制便开始发挥作用……任何试图使自身的处境高于均衡水平的国家几乎必然会受到来自同一政治格局中所有其他几个国家的制衡。”[8]

  国际体系的“三明治”结构主要是指针对某一个国际行为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而引起的担忧，在四周的国家形成的一种联合制衡态势与策略。其一般表述形式为“A—B—A”的三明治联盟结构，特殊时候会出现一种复合型的“三明治结构”即“A—B—A—B”的“跳棋盘”联盟结构。如越南战争后的“苏联——中国——越南——柬埔寨”联盟制衡结构。可以认为，“三明治夹心”结构包含于“跳棋盘”联盟结构。其生成需要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存在一个不稳定的、存在安全竞争的地理政治学环境；第二，主要参与方限定在具有左右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大国之间；第三，这些大国都在地缘类属身份上都属于海陆复合型国家，即有陆地强邻。而非英美一样的、存在安全屏障的海权国。

  首先，从“三明治”均势结构产生的条件来看，需要存在一个不稳定的、存在安全竞争的地理政治学环境，即存在一个在观念上的非现状国家或实力迅速崛起的国家试图或有能力打破权力的平衡态势。一战前德国、拿破仑帝国和二战时的德国均构成了对体系原有权力结构冲击的能力和意图而面临外部集团结成“三明治”均势的压制与平衡。如果某一体系文化像当今的西欧一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各国间的政治互信超出了因某一方权力增长所产生的安全压力，则不属于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因此，本文所研究的体系结盟关系是针对处于亚历山大·温特理论中所描述的奉行“洛克文化”且彼此存在安全竞争的现代国家，而非处于“康德和平群岛”且彼此不存在安全竞争的后现代国家，如当今的欧盟。[9]同理，最能证明权力思维优先于文化信任感的例子就是在两伊战争中，与伊拉克同属于阿拉伯国家的叙利亚并没有支持近邻伊拉克，而是同伊朗结盟共同平抑萨达姆政权崛起给地区地理政治学版图带来的冲击，并结成了“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跳棋联盟模式。在某些情况下，结盟的原因并非是出自无法实证的意图，而是出于权力的实力能力和地理政治学背景文化。因此，只要某一具备安全竞争地缘文化土壤的地区存在着现实的或潜在的权力失衡态势，就会自动地引发并生成“三明治”制约均势结构。

  其次，主要行为体限定在具有左右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大国之间。只有大国才有能力和意志去改变地理政治学的基本面貌的基本事实也注定了参与博弈的各方一定要具有“天平托盘的资格”，而不单单是“砝码的水准”。

  早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就形成了“斯巴达——雅典——波斯”的联盟结构来制衡雅典实力的迅速增加；路易14时期，左右欧洲政治天平的两大家族——法国的波旁家族和西班牙与主宰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之间形成了“西班牙——法兰西——奥地利”联盟结构来围堵法国的壮大和实现欧洲的再次统一；拿破仑帝国时期，为避免波拿巴家族主宰欧洲，英国同俄罗斯结成同盟，形成了“英国——法兰西——俄罗斯”联盟结构；在不列颠治下的霸权时代英国作为离岸平衡手，于一战前推动形成了“英法——德国——俄罗斯”的“三明治”制衡结构；二战中推动形成了“英法——德国——苏联——日本”的复合“三明治”联盟制衡结构；冷战时期，针对苏联对美国利益的挑战，美国没有将意识形态作为考量与中国关系亲疏的根本因素，而是主动与中国结盟来营造全球性的“北约（美）——苏联——中国”大三角制衡体系。

  通过对近代国际体系大的三角格局的研究发现：具备战略力量的大国都有潜在地联合其他力量来平衡身边强邻的意图，而主导性大国作为天平的托盘其效果不能仅仅依靠评判小国行为的站队来加以评价，更应当以更大的战略视野来加以审视，即大国俱乐部里没有也不可能搭便车，只有权力制衡。

  再次，参与“三明治”制衡体系的大国都在地缘类属身份上都属于海陆复合型国家，即需要有陆地强邻。而海权国即使是具备天平托盘能力的霸权国，也仅仅依托陆地盟友发挥砝码的作用。“三明治”联盟结构是指针对地缘上紧密相连的国家而提出的，两个相连的大国因具备随时破坏现状的能力而产生的安全困境使得陆地临近的强国之间能难做到长久的信任。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路易十四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兰西帝国、两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德意志帝国、冷战时期的苏联和后冷战时代的中国都面临着“三明治”夹心的体系制衡结构。而两个时代的霸权国——英国和美国——都奉行与崛起国四周的国家结成制衡的均势联盟的政策，以“离岸平衡手”的身份，依靠对海外结盟和援助的方式来增强崛起国陆地邻国的权力。

  海陆复合型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引起地缘邻国和体系霸权国的围堵与制衡通过对近代国际关系史大国崛起案例的比较总结不难发现：面对战略围堵，有些国家成功地摆脱了地理政治学困境，实现了战略反包围；而更多的国家则在崛起的初段或中断进程中遭到了联合绞杀。桑塔亚娜曾经说过：“忘却历史者，必将重蹈覆辙。”[10]因此，对崛起大国如何突破结构性束缚而实现成功崛起的经验进行总结研究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自威斯特法利亚战争结束以来，现代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海陆复合型崛起国家主要有黎塞留时期的法国、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法国、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冷战时期的苏联或许还有冷战后的中国。这其中失败的案例主要以拿破仑帝国、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二战爆发后的德国以及苏联为研究样本；成功的崛起案例主要以黎塞留时期摆脱哈布斯堡家族战略围堵的法国、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德国和二战前夕成功阻止英法与苏联结盟的纳粹德国为研究样本。

  伯罗奔尼撒战争伊始，雅典派往斯巴达辩论的代表曾说过：“真正值得称道的人，就是那些虽然崇尚权力，但是有懂的道义与外交，并不为形式所迫的人。”[11]不幸的是，雅典人在后来同斯巴达的战争中并没有将此话当真。

  拿破仑帝国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一个重要缘由是面临西线英国一次次组织的反法联盟和东线俄罗斯的战略夹击。拿破仑没选用外交的手段与其中之一化敌为友，而是选择将他们一同击败。一方面，法军在西班牙与英国资助的力量尚未纠缠出胜负的情况下，便匆忙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远征军去解决东边俄罗斯的问题，将自身陷入了一个“三明治”制衡结构之中无法自拔。

  无独有偶，100年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也面临着同样的结构性难题——面对法国与俄罗斯结盟而形成的“三明治”体系，威廉二世凭借他与生俱来的偏执与傲慢，也决定将东西问题冶于一炉打包解决。造成了德国在开战后的一个月便不得不陷入两线僵持的结构性困境之中。战争开始几天之后，前任德国首相伯纳德·冯·皮洛夫皇子疑惑地问时任德国首相的贝特曼－霍尔韦格：“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贝特曼－霍尔韦格以绝望的姿势举起他的瘦长的胳臂咕哝着，“啊，要是我知道就好了。”[12]一旦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泥沼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同样的错误再一次发生在了纳粹德国的扩张之路上。本来纳粹德国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成功地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后顾之忧。一俟纳粹德国在占领波兰后，控制了西欧和中欧大面积工业和粮食产区，可完全凭借时间的优势实现先西后东的渐进式崛起战略。但对于希特勒和整个日耳曼民族来讲，缺乏耐心与节制力往往是其最大的障碍。在尚未完全征服英国之后，希特勒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苏联的战争。此后再一次掉进了历史宿命的怪圈——海陆复合型崛起国面对海陆两强“三明治夹心”结构而被迫进行两线作战。而德国布下的反制苏联的“三明治”联盟制衡体系因日本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而从未启动。如果德国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能够私下通知日本，也许日本的海军部就不会制定去东南亚抢夺油田的计划，进而配合德国的西线攻势而用陆军牵制苏联在远东的军队，并通过夺取苏联的巴库油田来弥补自身战略资源的先天缺陷。由于德国进攻苏联时候日本已经批准了海军部的南进战略，而将对苏的北进政策束之高阁，因此日本不能配合德国的“德国——苏联——日本”的“三明治夹心”结构，这也间接地为苏联调动西伯利亚军队参与莫斯科大决战提供了机会。

  苏联的解体虽然不进行两线的实际战争，但是两线没有硝烟的冷战和军备竞赛沉重的压力彻底拖垮了苏联。由于在东欧、中亚、中东、东南亚、南美和非洲到处与美国进行势力范围的抢夺，沉重的战略包袱彻底压垮了苏联的经济与国民意志。而对苏联构成最大的、持续的战略压力就在于以美国牵头所形成的“北约（美）——苏联——中国”的“三明治”联盟结构。这种“东西夹击”的结构极大地束缚了苏联进行军事反压制的努力。二战时期苏联就因惧怕德日的夹击围堵而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来打消日本的北进企图，而冷战时期美国作为“离岸平衡手”牵头的“三明治”联盟对苏联的围堵彻底地在两洋封住了苏联的威慑。使其不得不将兵力沿东欧和远东两条漫长的势力边界进行布局。

  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如果一国国力的增长伴随着其他强国的戒备与威胁感，那么无异于自拆台脚……到处争夺利益、四处展示实力、无视霸权国地位而表现出问鼎国际体系的意图将难免招致制衡性的联盟打压。[13]上述四个处于崛起进程的大国很大程度上皆因“三明治”联盟结构的两线牵制而惨遭厄运。它们在面对结构性压力时表现出三种共同点：

  首先，面对海权与陆权两线的制衡联盟，这些海陆复合型国家都试图在同一时间取得两边优势而展开竞争，而这无疑分散了其国家权力的运用效能。“切忌在战略上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四面出击。”[14]而纵观近代500年国际关系历史，唯一成功崛起的海陆复合型国家就是西班牙，它的衰落也是因其兼具海陆两线战略负担而走向没有办法挽回的命运；

  其次，这些国家都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了具有托盘能力的霸权国家的挑战者的地方。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作为一个离岸霸权国，在其本土享有充分的安全剩余的条件下，组织一个外围制衡联盟，以攻代守、御敌于国门之外往往能够掌握战略的主动权。莫德尔斯基考察了欧洲地区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格局总结出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认为：“近500年来，霸权的直接‘挑战者大多都遭到了失败。成为新体系领导的国家均是同前霸权国一道反对挑战者的盟友。而领导地位的交替无不是正在衰落的领导者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衰弱而将领导地位‘禅让给主要的合作者。尽管禅让并非没有武力的威胁与潜在的挑战”[15]；

  第三，这些国家都没找到外交与军事力量之间、必要与可能之间以及时间与空间上攫取权力、护持权力与彰显权力的艺术。没有充分地利用外交与实力背景适时去构造一个有效的“反结构”联盟，将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束之高阁而单纯地将军事手段摆在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不二选择，这无疑给周边潜在的“搭车者”带来了巨大的不信任感和安全压力。痴迷于对权力的实际运用而非权力的声誉是不成熟和不懂得驾驭权力的表现，也是国家权力走向溃散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也存在着许多成功地突破“三明治”制衡结构来实现国家战略崛起的海陆复合型大国。如黎塞留时期跳出哈布斯堡家族围堵的法兰西帝国、俾斯麦执政时期防止法俄结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二战前成功狙击英法与苏联结盟的纳粹德国等。

  在黎塞留时期，法国被哈布斯堡家族所包围。“南边是西班牙；西南边是意大利北部城邦，多为西班牙所控制；东边是法朗齐康德区，也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北边则是西属荷兰；东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主宰的奥地利。”[16]整体上呈现出西线的西班牙和东线的奥地利，并形成了“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的“三明治”联盟遏制体系。

  为了摆脱哈布斯堡家族两大分支对法国形成战略围堵，时任法国枢机主教（1624-1642年任法国首相）的黎塞留利用巧妙的外交结盟成功地使法国实现了崛起。作为天主教大本营的法国在“三十年战争”中并没有以意识形态划分结盟的阵营，而是选择了同反对天主教联盟的新教国家结成了联盟反对哈布斯堡家族。“1625年通过灵活的结盟策略促成了针对西班牙的‘法—英联盟和针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法—瑞联盟。”[17]这样，法国通过灵活地联盟外交将原来围堵它的“西班牙——法国——神圣罗马帝国”这一“三明治”联盟结构再加一层，成功地转化为“英国——西班牙——法国——神圣罗马帝国——瑞典”的“跳棋盘”联盟结构，以此来实现了反战略围堵并将哈布斯堡家族统一欧洲的梦想永久地打碎。基辛格对黎塞留期间政策对欧洲地理政治学格局深远的影响和高超的外交手腕十分推崇，并认为“黎塞留对中欧历史的影响与他为法兰西立下的功勋正好相反。他使德国的统一延后两百年，使西班牙永远地沦为欧洲大陆的边陲国家。”[18]

  在俾斯麦执政时期的普鲁士（后统一为德意志第二帝国）也面临着四周的国家形成战略围堵的崛起困境。当时的霸权国英国在欧洲大陆奉行灵活的均势外交政策，而不会同任何欧洲大陆的强国缔结永久性义务的同盟条约。而俾斯麦正是利用了这一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实现国家在欧陆崛起的。在崛起的初段进程中，普鲁士由于弱于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帝国，因此，他选择了渐进式的统一方式。通过普丹战争和普奥战争不仅扩大了普鲁士的国家实力，也将普鲁士统一德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奥地利排除在外，并通过许诺利益分成的方式获得了当时欧洲陆上霸主拿破仑三世的默许。几近完成领土统一后的德国又利用当时英国对拿破仑三世称霸欧洲的疑惧心理，获得了全球霸主英国的默许而发动了对法兰西的普法战争，进而完成了德国在莱茵地区最后的统一大业，实现了国家的成功崛起。

  德国是一个兼具海陆复合型的中欧崛起国。其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形成一个东西遏制的“三明治”联盟体系的围堵。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法兰西与俄罗斯走向联合，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的近20年时间里一直忙于避免使欧洲出现一个对德国构成夹击的联盟出现。一方面，“促使英、奥、意合作对付俄国，而德国又同俄国签订《三皇同盟续约》、《两次地中海协定》和《再保险条约》。”[19]德国实现了拉拢俄罗斯使其避免同法国接近的目的；另一方面，德国打压法国，使其孤掌难鸣，寻仇无路。当时德国的具体外交策略可以概括为：“联奥、拉俄、亲英、反法。”[20]这种“拉一头，打一头”的外交策略是处于夹心中间国家反制衡的最佳手段。

  在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加紧了在欧洲扩军备战的进程。由于当时的英国承担着因《洛迦诺公约》对法国和比利时边界的保护义务，英法在阻止德国扩张的野心面前都不愿再度卷入一场世界大战。并且由于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敌视，因此，英法认为同苏联组成遏制德国的“三明治”联盟，在效果上不如让德国进攻广袤的苏联能够减缓西线的军事压力。苏联人也发现了英法试图鼓动德国进攻东线的图谋。希特勒正是看准了英法再同苏联结盟问题上的举棋不定而加速了同斯大林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进程。由于英法没能认识到在反对德国问题上构筑一个“三明治”夹心联盟的重要意义，反而催化了苏联与英法的战略不信任感，因而为德国利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分化两线、实现军事单边作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上述成功摆脱因大国崛起引发的“三明治”联盟制衡结构的案例中，有着三点共性值得借鉴：首先，灵活的结盟政策与外交手段是构筑反制衡体系的重要手段。灵活的外交手段要求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且需要跳出中观权力结构，去构筑一个更大层次的反结构，化被动为主动；其次，审慎的权力。敢于果断使用武力而又不滥用武力才应该是一个国家争取战略主动权、分化潜在围堵性联盟的重要方式。联盟中存在着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每个国家都想让联盟中的其它国家承担更多的围堵成本，因此，给崛起国利用一直增长的威慑能力分儿化之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第三，明智的利益与战略伸张止进点。战国初期的《司马法》中一个观点是“忘战必危，好战必亡。”[21]一方面，国家崛起不是一个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和缓过程。而是一个需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同正确的对手进行的一场胜利的较量的进程。不论是在三十年战争伊始作壁上观、引而不发、等待时机、重拳出手的黎塞留或马扎然，还是利用“埃姆斯电文”刺激尚未准备充分的拿破仑三世并果断进行军事打击的俾斯麦，都选择了在正确的时机完成国家的亮剑并实现崛起进程的“弯道超车”。另一方面，崛起国需要在较量中依据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与意志来界定出清晰而明确的战略止进点或止损点，借以避免战略过载的风险。一个没有节制力的崛起往往在历史长河中是昙花一现的。例如马其顿帝国或蒙古帝国。成熟的国家需要的不是一次次胜利的欢呼而是经历失败后的深刻反思与心灵的革命。英国的成熟不是在七年战争或拿破仑战争后的胜利，而是在百年战争、北美独立战争和英布战争之后；美国的成熟得益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俄罗斯的成熟表现苏联解体之后。在经历残酷的失败后，这些国家认识到：明智的利益与审慎的战略伸张止进点是国际政治最高尚的美德。否则便会陷入“为了战争而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而遭到最后失败。明确本国权力及其能轻松的获得的利益外延往往是一个成熟的、具有节制力的崛起国必备的素质。

  “三明治”联盟结构是权力体系中自动追求均衡所形成的一种地理政治学现象。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在具有宏观意义的大国间形成这一现象的理论，及其生成与作用机制。如果可能的话，这一政治现象也可以推广表现为中观或微观层面的地理政治学关系。甚至是在三个人之间的微观层面也可能会产生此种制衡结构。对于这一问题，本文没能进一步深入探讨。另外，本理论仅仅适用于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因此，日本、美国和英国等海洋型崛起大国因特殊的地理政治学结构而不在研究之列。最后，本调权力因素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对于观念的变迁导致的体系文化变革并没有作进一步探讨，这也使得本理论在解释当前欧盟地区国家间关系问题上产生了解释力不足的困境。但是，依据本文提出的理论仍旧能认为：二战后随着超级大国时代的到来，中等国家的法德已经没办法单独形成地理政治学气候的条件下，为了平抑更大层面的美苏权力结构态势而选择了自动和解，走向权力联姻。

  对于崛起国所面临的“三明治”联盟制衡结构，本文认为：国家的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应当以史为鉴，汲取成功国家和失败国家留下的宝贵经验。在这一进程中，崛起国同体系内其他主导国权力的对比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通过立足发展本国综合国力，并防止国内出现激烈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波动，不以意识形态标准为束缚而实现灵活的结盟外交，实行战略缓进与同霸权国在一切非核心利益上实现妥协与合作战略，并制定符合真正国家能力的有限利益目标才能实现国家真正的战略崛起。唯有如此，崛起国才能避免过早地出现一个自我建构的遏制性均势同盟的出现；唯有如此，崛起国才能避免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赢不了又输不起的体系战争。——（原载《太平洋学报》）

  [1]本文得到了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东北亚地理政治学新动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项目”的资助，《太平洋学报》期刊的匿名审读专家对本文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

  [4]在公元前431年爆发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人同波斯人结盟，并从波斯人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援助，波斯人同斯巴达人一样都不希望看到雅典实力的快速增强，因此，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其说是雅典与斯巴达的“两极均势”，不如说是“斯巴达——雅典——波斯”的“三明治均势”。

  [14][美]罗伯特·杰维斯 著，秦亚青 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2003-08-01/世界知识出版社，p.281.

  [15]张文木，《欧美地理政治学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pp,45.

  [18]刘德斌，《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p.45.

  [20]刘德斌，《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p.145.

  [21]刘德斌，《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p.145.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学人荐稿；首发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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